赋权者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习惯（法）或者是成文法等。
个人自治也是个人接受拘束、接受他治（heteronomy）的基础，拘束、他治都是个人部分让渡自治的结果。就自治领域而言，可以有良心自治、宗教自治、政治自治、经济自治、行业自治、职场自治、学术自治、家庭自治等。
至于现代国家、民族、地区等的自治，更多情形是源于国内法或国际法秩序的直接赋权。至于这些规范性文件是否超越其被授权的范围（例如，没有立法性规定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则属于是否可撤销（repeal）或可宣告无效（annul）的问题，而不是规范性文件本身自始没有效力（即自始没有约束力）的问题。而法院判决对有效规则的支持，就意味着该规则是可以强制实施的，这在下文将予以更多阐述。一、自治：谁之自治？何种意义？从主流观点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内含三种类型的自治。二者间关系的更多探讨，会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国家强制时展开。
在现代国家，法秩序可以指定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担任这样的角色，但更为普遍存在的角色扮演者毫无疑问是法院。凡是规范都有下列特征：（1）在内容上，对适用对象给出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的行为指令，并辅以违反指令的不利后果。在方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结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以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的方法来谋划布局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39)。(16)(二)统筹推进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法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三)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3)，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社会建设领域，必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在民主政治领域，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外部，全面依法治国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是从属于治国理政这个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的2035年远景目标是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25)。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50)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0-231页。不允许像过去那样一味采取政策驱动型改革，即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政策文件进行，而必须获得立法授权。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依法行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官民关系。必要时，可以通过立法授权机制来平衡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
2.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54)，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切实做到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一)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所谓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28)。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德治等同于人治，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在这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有一个统筹兼顾、整体谋划的工作布局。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内各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遇到的问题、面临的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更多、更大、更复杂、更严峻。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33)。2.坚持一体建设，率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三根支柱，必须整体谋划、一体用力、同步推进。2.更加注重法治建设的整体性整体观念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邓小平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5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一、全面依法治国要注重运用战略思维方法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依规治党的能力、水平与成效制约着整个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必须切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为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制度保证。(2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这里，特别要坚持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等基本的法治原则，凡是专属法律规定的事项，非经法律授权，不得超越其规定搞改革。形象地说，各个部分并非简单的1+1=2，而应当是1+1＞2。
依法是它们共同的本质，宪法法律是它们共同的依据。(26)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页。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关键是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不能将德治与人治相混淆。(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只有通过不断加强政府法治建设，确保政府公权力合法、正常和有序地运行，才能建立一种良好的官民关系，引领带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法治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法治国家即实行法治、依法而治的国家，是国家整体实现依法运行的一种法治状态，旨在以良法谋善治，强调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他精辟指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443页。二、全面依法治国要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47)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因此，必须以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来综合考虑法治建设内部、外部各方面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普遍联系，统筹推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法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三者的一体化建设，推动三者在充分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60)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谋划布局全面依法治国当中，高度重视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等理论思维的方法，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和光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方法论，为党领导人民认识和改造法治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这种法治方法论，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地位、工作布局、辩证关系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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